农业面源污染已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构成一定影响[1]。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2-4]，如林茜[3]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药、化肥及农膜的污染现状，提出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及调控对策。不同区域因自然条件与产业结构差异，农业面源污染特征及治理需求也存在差异。四川德阳地区地貌类型多样，涵盖高山、丘陵和平原，农业面源污染复杂，调控难度较大。基于自身农业产业发展特点及农业面源污染状况，当地从源头调控入手，注重农牧业副产物资源化利用，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的全域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治理难度大，调控措施系统性、针对性不强等不足。为此，本文分析其农业面源污染特征、调控成效及需重点关注的环节，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当地及相似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农业面源污染特征及调控现状
1.1 农业面源污染特征
1.1.1 不同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存在差异
研究区西部山区以高山峡谷地形为主，人口密度低，耕地面积有限，种养业占比小，农业面源污染较轻。中部平原土壤、水源、交通等条件好，人口密度大，种养业发达，农业面源污染物总量较大，但该区域监测体系较为完善，治理措施有效，面源污染整体处于可控水平[5]。东部丘陵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物总量最高，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形条件，该区域环境监测成本高，治理难度大，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废旧地膜污染、露天焚烧秸秆及粪污污染在个别乡镇时有发生。
1.1.2 种养业面源污染种类不同
种植业面源污染点多面广，治理成本高且难度大。主要为农药及其包装废弃物、化肥不当施用、废旧农膜、含水量较低的禾本科农作物秸秆及含水量较高的蔬菜等经济作物废弃物。养殖业面源污染主要为粪污，以及饲料添加剂、兽药及病死动物尸体等。粪污在养殖面源污染中占比最高，虽调控成本高，但具备资源化利用的潜力。研究区种养业污染具有随机性、广泛性、潜伏性等特点[6]。
1.1.3 受种养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影响
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对面源污染调控具有一定影响。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等规模化生产经营单位，一般经济实力较强，对环保有一定投入能力，生产集约化和规范化程度高，环境监测成本较低，面源污染调控效果较好。小规模经营主体，受限于经济能力与技术，集约化程度不高，污染源分布较分散。
1.2 研究区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措施与成效
1.2.1 农药及包装废弃物
围绕科学用药、化学农药减量，推进农药面源污染治理。农药包装废弃物通过回收并依法依规实行无害化处理。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2021—2023年全市农药施用量每年减少约2%。2022年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和统防统治覆盖率，分别达到50%、45%，2023年分别达到54%、47%；其中生物农药防治占比超30%。2024年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超99%。农药及包装废弃物面源污染总体上得到有效治理。
1.2.2 化肥
围绕化肥减量与化肥利用率提升实施治理。2020—2022年化肥施用量（折纯）分别为165 656、164 390和162 807 t，施用量持续下降；2024年有机肥推广面积达到12.67×104 hm2。
1.2.3 畜禽粪污
对粪污面源污染采取标本兼治策略，推广种养结合与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初步建立了种养循环体系及粪污综合利用体系。2022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超过85%，2024年在93%以上。
1.2.4 秸秆
采用禁烧和燃料化、基料化、饲料化、原料化、肥料化“五化”综合利用相结合方式推进秸秆利用[7]。2023年秸秆产生量233.01×104 t，可收集量195.22×104 t，综合利用量186.37×104 t；2024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近96%。针对高含水量蔬菜类废弃物，开展了制作酵素肥试点工作，为后续推广奠定了基础。
1.2.5 废旧农膜
综合采取源头减量，科学用膜，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膜及加厚高强度地膜，提高地膜使用效率等措施，并结合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推进废旧农膜污染治理。农膜使用量逐年减少，2020—2022年分别为6 485、6 344、6 246 t；废旧农膜回收率逐年提高，2021—2023年分别为85.79%、85.81%、87.16%。
1.2.6 农村人居环境
通过争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县项目，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建设，实行“厕污共治”；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方案,建立村庄保洁员等制度，开展常态化村庄清洁行动，系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统计，2019—2023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厕所20万户，96%农村厕所达到卫生标准，2024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全覆盖，8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治理。
2 研究区农业面源污染调控需重点关注环节
研究区在农业面源污染调控上已建立起初步的框架并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当前的治理体系、公众认知、市场动力与技术适配性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
2.1 治理体系与协作机制方面
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布广、污染源种类多、基层工作点多面广等特点，要求高效协同的调控体系。然而，当前治理职能分散于农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及水利等多个部门，在应对复杂区域的面源污染时，可能出现合力不足现象，需构建跨部门的协作机制，提升整体效能。
2.2 公众认知水平与源头减量的需求
提升生产者和农村居民的源头治理意识，是实现废弃物管理体系从“末端处理”向“源头防控”转变的基础。当前，小规模分散经营仍是重要主体，其生产行为直接影响源头污染，而部分农户和农业经营者尚未将自身视为农业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主动收集、分类和减量的意识有待增强。需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增强公众参与意愿。
2.3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体系方面
目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地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上加大了投入，并积极引进、培育了一批市场主体，但因农业废弃物点多面广、体量大，其资源化利用面临成本高、投入产出较低的困境。需针对各类农业废弃物的特点，建立系统的资源化利用体系。
2.4 适用技术成本与中小规模经营主体承受能力
对于中小规模养殖场，符合环保要求的除臭设施成本较高，受限于经济与技术能力，安装除臭等设备的积极性不高，养殖臭味处理难。在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将成本可控性和经济可行性作为技术筛选与模式设计的准则。
2.5 地理地形约束与秸秆处置要求
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不仅受市场和技术因素影响，也受到地理地形条件的约束。这一点在秸秆的处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地理地形直接决定了收集、运输、储存和利用的可行模式与经济成本。例如，部分丘陵地区位置偏僻，交通条件有限，秸秆运输成本高，露天焚烧秸秆现象时有发生[8]。未来技术推广应更注重差异化与精准化。
3 农业面源污染调控优化路径
当前，农业面源污染调控已进入从单一的末端管控向系统性的源头减量、过程拦截和资源化利用转变。为有效应对治理体系协同不足等短板，从体制机制、市场培育、技术推广与精准管理维度提出优化路径。
3.1 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
农业面源污染调控具有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投入多、周期长和难度大等特点，单一部门难以有效治理。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制定可操作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与考核机制。针对农业面源污染调控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一事一议”、群策群力，形成针对性调控方案。同时，加强资金保障，各地区、各部门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争取各类涉农环境整治资金，并进行统筹整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在现有监管机制基础上，结合调研持续创新，逐步建立完善的推广应用机制。
3.2 创新宣传与引导方式
综合利用新媒体与线下培训等形式，广泛宣传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法律法规及治理技术等，提高公众对农业面源污染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其治理参与意识和能力。通过树立典型、引领示范等方式，鼓励先进，推动各项治理措施落实。
3.3 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调控面源污染的根本途径。需针对各类农业废弃物的特点，建立系统的资源化利用体系。在畜禽粪污方面，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在秸秆利用方面，通过农机购置补贴等方式，大力推广秸秆捡拾打捆机等新型农机具，扶持秸秆收储、加工利用主体。在农膜回收方面，推行地膜以旧换新机制，建立废旧农膜回收体系。农药包装废弃物根据“谁销售谁回收，谁使用谁回收”原则，建立农药经营门店+农业经营主体+乡村回收站相结合的回收体系，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
3.4 推广经济适用性技术
3.5 实施秸秆处置差异化精准管控
针对丘陵地区秸秆处置难的问题，可参考其他地区先进经验，在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间寻求平衡，在国家及政策允许前提下，探索精准划定焚烧区域和时段，并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加强焚烧过程管理，对焚烧后产生的草木灰进行及时清理、收储与利用。同时，加大对该区域秸秆打捆、粉碎还田等机械的补贴力度。
4 结语
研究区地形地貌复杂，农业面源污染特点具有共通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其农业面源污染特点及调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不同区域、不同种植养殖模式及其集约化程度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特点。总结了其在农药及包装废弃物、化肥、粪污、秸秆等农作物废弃物、残留农膜及农村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面源污染调控措施及成效。基于此，提出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创新宣传与引导方式、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推广经济适用性技术及实施秸秆处置差异化精准管控等优化策略，为推进当地及相似区域的农业面源污染调控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